源头之物
诗之要义在于深知诗之无力。
新冠病毒找不到源头？那么
什么又是这首诗的源头？
我们都有被刻意遮蔽的生活
找不到源头的东西，在幽微中
掌控着世界的各种均衡
光和影的分布，人心的
起伏，生离死别的几率
或者它还决定，今天早上你
打喷嚏的次数
你的厨房要糟糕到什么地步
有时，它把光猛地调亮一点点
让我们看清活在武汉病人身上
埋在死者身上的更多个自己……
【读后感】
“越是偶然，就越真实。并被痛哭着编成诗章。”（帕斯捷尔纳克《二月》）
找不到的源头，存在于冥冥之中。冥冥之中，有你的命运。而你的命运，不只是你的命运。
正值国内疫情渐趋平稳、令人欣慰之际，欧洲感染人数一路飙升，意大利直逼万人大关被迫封城，一部分恐慌的人群争相逃离……谁能料到，当初中国武昌某派出所的一纸训诫，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个月后欧洲大陆的命运。
一首题为《病毒时期的哀歌》的长诗在公众号被封。在引言中，青年诗人陈翔说：“原本我以为可以独善其身，后来我发现无人能置身事外——要从这场灾难中获得重生，人们必须从狭隘走向宽广；因为，每个人都是构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，各自承担着一部分罪责，以及相应的苦难”。
大疫之后，人们庆幸、感恩，也有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遗忘。但是诗人，必须捕捉到那一点点被“猛地调亮”的光，透过被刻意遮蔽的生活，剥开苟活的狭隘，在偶然中看见必然，在幻象中看见真实，在不幸者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，看见别人为自己背负的苦难，然后，承担自己的罪责。
我们深知诗之无力。我们没有救世之手，没有转运之法，只有一颗救赎自己之心——那里，有诗的源头。
或者说，对源头的追问，便是诗的源头。
一首诗应免于对自身的苛求
有时候我有一种冲动
和这个孤儿的父亲一同死去
但我做不到
一首诗重要吗？
当它从置身其中的混乱与
痉挛中站起来
它也许真的很重要
一首诗应免于对洁净的苛求
从扔了一地的
血棉球、脏布
迎着手术刀站起来
不是从蜂蜜而是从蜂蜜包含
的毒针
从针管中作为通道的空上站起来
在呼吸枯竭之际
它自己开始呼吸
经此一疫，人世面目已大为不同
起点的弱小，我们需要重新学习
当婴儿从母亲的
血污中站起来
一嘴血腥又算什么
只要一声啼哭让
我们知道他活着
一首诗应免于我过熟的窗明几净
【读后感】
死的冲动，来自对生的意义万念俱灰的瞬间否定。“一同死去”的绝望，将读者推到了与作者相同的位置，直面灾难那巨大阴影之下生命的脆弱，接受良知的拷问。你为谁而歌，谁的死便让你感同身受。
率性而发的冲动，不经深思熟虑，更无得失计较。理性审视之后，作者又不得不承认“但我做不到”。
由愤激而无奈，由慨然而退缩，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反复发生。所以我们相信作者的诚实，并且原谅他的冲动与反悔，就像原谅我们自己。但是，作者的意图何在？是批判还是辩护，是解剖还是忏悔？他又将如何组织起词句的风暴，来激荡我思想的波澜？
出乎意料，接下来他绝口不提“冲动”，不再解释“做不到”，反而抛出了一个不搭界的问题：“一首诗重要吗？”不明觉厉，是不是？
这个问题倒是让我想到了最近看到的另一个问题：“感恩这个美好的词语，它的未来会满身污秽吗？”这是武汉作家方方提出来的。按照陈先发的句式，不妨改成“感恩这个词美好吗？”
是啊，再美好的词被滥用之后也可能变得丑陋。
同样是方方，在她的《封城日记》中说：“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，但请你们在下笔时，思考几秒，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。如要谄媚，也请守个度。”
是啊，有太多的诗歌，诞生于窗明几净，带着“被要求”的温度与泪点。“毒针”被拔除了，“作为通道的空”被填实了，只有被修剪后的整齐与被消毒后的“洁净”。这样的诗歌，还重要吗？
诗人与诗歌之间的关系，恰如父母与孩子。如果诗必须如此作，必须合乎“要求”，那么这个“父亲”还有必要存在吗？
至此我们终于明白，“一首诗重要吗？”不是一个不搭界的问题，更不是跑题，对诗人而言它生死攸关。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才能向读者交代为什么“我做不到”。我们也终于领悟到那种“一同去死”的冲动更深层的含义。它既是同情与悲悯，更是诗人对“诗人”身份的痛心质疑。
面对人伦惨剧，不应放弃对孩子的责任。面对沉沦的环境，诗人也不应放弃他对诗歌的责任。诗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“洁净”——在作者看来，这是一种强加的、应当免除的苛求——而在于它的生命力，在于“在呼吸枯竭之际，它自己开始呼吸”，正如孩子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如何干净，而在于“他活着”。诗的重要性与生命的意义互为佐证，相互支撑。
免于苛求，就是免于对苦难的无视，免于对现实的粉饰，免于对真相的裁剪，免于对生命力的剥夺。
免于苛求，也许是对读者和有关部门的呼吁。但让我们重新读一遍标题，掂量一下“自身”这个词。作者的意思非常明确，免于苛求的责任在于诗作者自己，与方方所说的“湖北同行”不谋而合。
我们需要重新思考，这过于熟悉的、让我们感觉安全舒适的“窗明几净”是否正成为囚禁我们的樊笼；而我们对“一嘴血腥”的嫌恶，是否正让我们沦为某种形式的帮凶。
有的时候，死是一种更容易的选择。“做不到”却需要更大的勇气。当诗人说出“我做不到”时，他选择的不是退却，恰是担当。他不能让诗成为又一个孤儿。
